从第一次收藏高潮看开封在中国收藏史上的地位

开封地情网 www.kfdqw.com   发布时间:2017-03-27   来源:  点击:551次  

 引言

    在中国收藏史上,曾经有过3次收藏高潮,第一次就出现在北宋。作为北宋都城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封,在收藏史上扮演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角色。
    开封地处中原黄河流域,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建城史,先后有战国时期的魏,五代时期的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北宋和金7个朝代在此建都,其中北宋在此建都168年期间,文化鼎盛,舟车往来,商贾云集,人口逾百万,富丽甲天下。北宋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“交子”;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三项(指南针、火药、活字印刷术)是宋朝完成的;素有“书法四大家”之称的苏(轼)、黄(庭坚)、米(芾)、蔡(襄)均为北宋人;宋代词人1300多位,词两万余篇;唐宋散文八大家中,宋人占了6位。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中原帝都辉煌的文明,为收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,在开封所积淀下来的收藏文化年久厚重、流传深远。与这座城市以及相关朝代有关的传世藏品中,不乏品种稀少、工艺精美的传世之宝,被史学界和收藏界人士所推崇。北宋末年,由于皇帝宋徽宗的趣味,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之间兴起了雅玩之风。宋徽宗所收藏的古器物达6000多件,分别收藏于崇政殿和宣和殿。岁月的沧桑不但没有抹掉古城人的收藏热潮,反而逐渐形成愈加浓厚的收藏文化氛围,时至今日,开封古风厚重,宋韵犹在,收藏文化依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石和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    收藏活动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,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收藏家和收藏品。宋代之所以形成历史上的第一个收藏高潮,与当时诸如欧阳修、米芾等大收藏家的出现密不可分。宋代是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,在宋徽宗等皇帝的倡导下,绘画艺术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风貌,与隋唐艺术成就相比,宋代的绘画题材更加广泛,从都市生活到农家生活,从肖像画到历史画,从大自然的瑰丽景色到细小的花卉、虫鱼,都有所表现。此时山水画和花鸟画得到大发展,出现了诸多画派,绘画形式和风格更加多样化。宋代成立的翰林图画院推出了一大批宫廷画家,进一步提高了画家的地位。宋代的书法也取得了很大成就,除了苏、黄、米、蔡北宋四大家,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蔡京、朱熹、范成大、陆游、文天祥等,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书法家。以哥窑为代表的北宋五大名窑的出现,使瓷器的烧制工艺大大提高。所有这一切,为收藏者丰富自己的藏品提供了可能和便利。
    收藏可以分为古今收藏、中外收藏、公私收藏几大类,这囊括了收藏的所有范畴。民间收藏一直是收藏的重要力量,综观历史上的3次收藏高潮,没有哪一次不是发生在民间。先是从宫廷收藏扩展至朝臣,进而发展到民间,形成了“全民收藏”的高潮,这是在宋代之前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。


    北宋时期的开封具备盛世收藏条件
    在中国数千年的收藏历史上,曾出现的3次收藏热潮,分别在北宋晚期、清代乾隆时期和清末民初时期。第一次全国性的“收藏高潮”之所以出现在北宋时期,并以开封为中心,与那时“盛世”的形成和开封的繁荣不无关系。
    我们先看北宋的社会状况,宋代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有“太平日久,人物繁阜,垂髫之童但习歌舞,斑白之老不识干戈”的记载。再看其他方面,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、最先进的国家,在中华文明圈里,无论是与宋对峙的辽、金、西夏,还是与宋朝睦邻的大理国,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、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,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认同、追随、仿效与移植。北宋时期开封是全国的政治中心,城市人口急剧增加。根据《宋史•地理志》记载:北宋徽宗崇宁年间(1102~1106年)开封城有居民261170户,442940口。宋代的“口”是指男丁数,即20~30岁为丁,并不包括妇女、少年儿童及老人,男丁数仅占全部人口的1/3。据此可以推断出,开封实际人口徽宗崇宁年间应为104万~130万人。
    开封城也是文化中心。太学是最高学府,崇宁年间最盛时学生达到了3800人。太学之外,还有国子监、四门学、武学、律学、算学、画学、医学等专科学府。
    开封府人烟稠密,经济繁荣,商业很发达。据文献记载,仅在政府登记的商贩就有6400余户,此外还有走街串巷的零销商人。城内有定期集中的交易市场,相国寺是做大生意的交易市场之一,每月开放5次,每次参与交易的商人已达万人,这里主要出售与生活有关的商品,如杂物、书籍、笔墨、字画、碑帖、药品、土产等。当时开封还是一座国际性贸易都市,日本、朝鲜、印度、越南、阿拉伯、南洋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是开封客商。
    宋代的瓷器,是工艺美术品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品种,宋代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,也可以说,宋代是“瓷的时代”,人们简称它为宋瓷。宋代瓷器烧制业很发达,瓷窑遗址在20个省、130余个县市内均有发现,大大超过了唐代的14个省、70余县市的分布范围。瓷器生产数量的急剧增加,为其质的飞跃创造了条件,也促进了“定、汝、官、哥、钧”等诸多名窑的出现。除五大名窑之外,尚有六大窑系之说,宋代陶瓷的胎与釉均薄如纸,有月白、粉红、粉青、大绿、油灰等色,造型极为优美,几乎成了当时收藏品的代名词。
   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,宋太宗赵炅首铸“太平通宝”钱币,常见的有铜、铁两种,其钱文有人认为是太宗御笔。现在发现的这种钱币几乎包罗了五金,计有金银铜铁等。宋徽宗早年继承兄位,崇尚书法绘画艺术,在位26年,共6个年号,曾亲笔书写了崇宁通宝、大观通宝、宣和通宝等年号钱文,后世称这种御书的铸币为御书钱。作为一代君主,宋徽宗不善治国,但其御书钱钱文的精美,铸造技术的高超,为历代帝王所不及。作为收藏品的宋代钱币,一直为收藏者所珍视。
    宋代诸帝的嗜好对宋代收藏文化的影响
    宋代收藏文化繁荣的原因很多,中唐以来的社会变革,特别是庶族地主取代门阀地主登上政治舞台,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繁荣,都是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,而宋主好收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,宋代诸帝皆好读书,由此形成好藏书的习惯。
    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宋徽宗赵佶,历经7个皇帝150余年的收集,皇帝的收藏越来越丰富。宋太祖好读书、藏书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记载:“上性严重寡言,独喜观书。虽在军中,手不释卷。闻人间有奇书,不吝千金购之。”宋太宗更嗜读书和藏书,他曾多次说:“朕每日所为,自有常节,万机之暇,不废观书。丧乱以来,经书散失,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,抄写购募,今方及万卷,千古治乱之道,并在其中矣。”因此,他不惜动用行政手段,在位期间曾经多次下诏求书。太宗还大建藏书馆,宋初三个藏书馆由于年久失修,破旧不堪,宋太宗即位后,即下令再建三个藏书馆,并亲自作规划,建成后,共藏书8万多册。端拱元年(988年),又置秘阁于崇文院,分三馆之书万余卷藏秘阁。淳化三年(992年),增修秘阁。
    真宗以后诸帝也保持了太祖、太宗的传统。真宗自谓:“朕听政之暇,唯文史是乐”,“在东宫时,唯聚书为念。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,颇有所得。今已类成正本,除三馆、秘阁外,又于后苑各存一本。”(《宋朝事实类苑》)咸平四年(1001年),他曾下诏购求遗书。
    在收藏书画方面,北宋之所以形成民间收藏高潮,与宋代诸帝对书画的爱好不无关系。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重视文士,其余诸帝均尚文抑武,大大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,由此又带动了书画的收藏。宋王朝建立后,就设立翰林书画院,罗致各地画家。后周郭忠恕入宋,太祖任为国子博士。后蜀黄筌、高文近父子都随蜀主孟昶入京,宋初画院可谓网罗了五代末的主要画家。太祖平江南,除搜罗典籍外,也很注意搜罗名画,得50余轴赐给画院。太宗即位前就在搜求名画,得王齐翰的《罗汉图》。即位不久就下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,图画,淳化元年(990年),他以古画藏秘阁,其中有顾恺之画、王维摩诘像、韩斡马、薛稷鹤、戴嵩牛、李赞华千角鹿、黄筌白兔。仁宗能画,常画马为戏,内臣多得之;徽宗更是著名画家,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墨竹,无不精工。他所搜集的名画倍于前朝,编为《宣和睿览集》,凡1500件;又将御府所藏绘画编为《宣和画谱》,所收画家达231人,作品6396件。他大兴土木,扩建画院,健全画院组织,以米芾为画学博士,设学谕、学录,学正,大兴画学。这位政治上的昏君,在画艺上堪与任何画家媲美,并用帝王的权力大大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。钦宗亦能画,曾画《十八学士图》赐群臣。高宗的人物、山水、竹石画,亦有天然之趣。   

    宋代书法艺术也很发达,形成了与唐代不同的风格。太宗遣使购募历代帝王名臣墨迹,编成著名的《淳化阁帖》10卷,为宋人和后人临书提供了极大方便。真宗、仁宗均工飞白,欧阳修、苏轼均撰有《仁宗御飞白记》,文同撰有《仁宗飞白书序》。神宗喜徐浩书,哲宗喜钟、王书,而徽宗则自成一家,即著名的瘦金体书。除了《宣和画谱》外,他还把御府所藏历代书迹编为《宣和书谱》。《淳化阁帖》至徽宗时,枣木版已滥,他命蔡京重刻《大观帖》,摩勒之精胜过《淳化阁帖》,为历代书家所推许。高宗也是书法名家,初学黄庭坚,继学米芾,后专学二王,颇得其风骨。
    宋朝帝王一直保持着重视收藏的传统。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在统一全国时,南唐、后蜀、吴越诸国宫廷的法书名画,均作为战利品运往汴京,从唐末散佚了数百年的名迹珍品,又重新聚入赵氏帝王之手。赵光义对书画的收藏尤其重视,他即位之初便“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”。此后经历真宗赵恒、仁宗赵祯、神宗赵顼等150余年的收集,至宋徽宗赵佶,宋朝帝王的收藏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    赵佶是北宋末年最大的古玩鉴藏家,他利用权势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各类古物,聚集最多的时候据说总数达数万件,他即位后在民间征集书画,以致“秘府之藏,冲串刀填溢,百倍先朝”。赵佶对皇室收藏做了大量的保护和整理工作,他还将宫内的旧藏重新装裱,并亲自题写画题和标签,世称“宣和装”。他还命令侍臣将宫内法书名画编成《宣和书谱》和《宣和画谱》,对藏品的作者简历、品名、数量等均简要记录,我们据此可知宣和内府所藏魏晋至北宋的法书名画共为7644轴,其中不包括赵佶本人的作品及画院的作品,如果加上后者,其收藏当在万轴之上。
    在社会风气的驱使下,北宋兴起了饱学之士藏书、文雅之士好书画的风尚。以《资治通鉴》名垂后世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,他本人藏书非常之丰富,在著述时还参阅了大量的国家及私人的藏书。他居洛阳时,曾购田20亩,建“独乐园”,内藏文史书籍万余册,又置“读书堂”,辟精善图书5000卷,还得神宗赐书2400卷,以资著述。他不但喜爱藏书,也极爱惜图书,每年二伏至重阳间,在天气晴朗之日,他必设案曝书。阅读时则以空手捧书,藏书著书几十年,其书仍若手未触及一般。
    北宋崇宁四年(1105年),为了实施皇家最大的园林建设工程——艮岳,蔡京委派专人在东南江浙一带专事搜罗奇花异木、嶙峋美石。花石到手后,多经水路运河,千里迢迢,运往京城汴京,十船一组,称作一“纲”。“花石纲”持续了20多年,徽宗本人对此事的痴迷尤令后人惊叹。
    北宋具备促进收藏活动的文化氛围
    赵宋王朝尽管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,但是这一时期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。在全国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。
    就文物的收藏和研究而言,北宋皇室收藏的古器物达万件以上,并有专门的建筑存放收藏品。北宋宣和(1119~1125年)之后,宫廷收藏由于帝王恩赐或群臣营私偷窃,使不少藏品流散于士大夫和商贾手中。收藏之风由先秦以来主要作为权力、地位、财富的象征,到宋代已演变为以玩赏为主要目的、以显学识高下的主要特征。当时的士大夫也竞尚收藏,出现了为世人所习知的欧阳修、赵明诚、米芾等名重一时的收藏家。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;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,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,考订其年代,辨别款识。赵明诚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夫妇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和研究,其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2000多件;妙于翰墨的书法家米芾精于鉴藏,遇古器物书画,竭力求取,并多蓄奇石,为中国藏石之鼻祖。
    随着私藏之风的盛行,对藏品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。古代文物开始从士大夫手中的古玩变为有价值的资料,并且首开金石研究同古代文献的考订相结合的学风,涌现出一批有关文物研究的著述。知名的有刘敞的《先秦古器图》,欧阳修编著的《集古录》(十卷),赵明诚、李清照夫妇编著的《金石录》,吕大临的《考古图》(十卷),王黼等著录的《宣和博古图》(三十卷),及《宣和书谱》和《宣和画谱》等,均是重要的文物著述。当时文物的分类、藏品的登录等项目都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。
    唐末五代有了印刷术,宋代刻书和编纂书籍成为风尚。宋代刻书的盛况,不仅超过唐和五代,后世的元、辽、金各朝也难以与其相比。宋代专营刻书的书坊、书棚遍布各地,形成了一个刻书印刷网。书出得多了,藏书也就多了,藏书名家一个个涌现出来,一家藏书数万计、十万计已不再罕见,中国藏书史从此进入“规模藏书”的新阶段。北宋的大型书籍编纂也很有成就,朝廷利用国家图书,组织编写了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文苑英华》《册府元龟》等大型图书,质量都很高。北宋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——崇文院,它沿用了五代的昭文馆、集贤馆、史馆,又创秘阁,形成了四馆,为北宋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。
    北宋除了国家重视编纂和收藏图书外,私人藏书也很风行。比如住在春名坊的著名学者宋敏求,家有藏书3万卷,当时很多人为方便向他借书,纷纷搬到他家附近居住,竟使那里的房租高出别处一倍。宋初的另一位名人姚铉,藏书极富,且多异本。他曾组织书吏们将图书中的唐人文章抄写,再分门别类汇编成《文萃》100卷。
    交通的便利和商业的发达为收藏活动推波助澜
    开封地处中原腹地,自古水陆交通发达,享有“五门六路,八省通衢(pú)”之称,号称“水陆都会”。商业的高度发达和“人口逾百万”的“人气”资源,使民间收藏到达了历史上的一个顶峰。
   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——“交子”出现了,“交子”的出现,便利了商业往来,弥补了现钱的不足,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。此外,“交子”在印刷史、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,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。
    宋代大相国寺的商贸活动十分兴盛,是东京万姓交易的重要场所之一。据宋王栐《燕翼诒谋录》载,“东京相国寺僧房散处,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,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。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、转售他物者,必由于此。”大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。寺内商贾云集,交易活跃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详细地描述了大相国寺达一北宋京城大市场“每月五次开放,万姓交易”的盛况:“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,珍禽奇兽无所不有……占定两廊,皆诸寺师姑卖绣作……近佛殿,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……”还说:“殿后资圣门前,皆书籍玩好图画……”在大相国寺万姓交易中,文人士大夫颇为活跃。他们有购物、售物者,有观赏游玩者,也有闲逛算卦者。但其买卖商品多为书籍、图画玩好和文房四宝之类。据朱弁(biàn《曲洧旧闻》载,宋朝著名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就曾在这里买到一本宋代大史学家宋祁写的《唐史稿》手稿:“黄鲁直(即黄庭坚)于相国寺得宋子京(即宋祁)唐诗稿一册,归而苏熟视之,自是文章日进。”又据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载,“上官极……游相国寺,买诗一册,纸已熏晦,归视其表,乃五代时门状一幅。”著名诗人梅尧臣游相国寺买得翠玉罂一枚,赋诗云:“古寺老柏下,叟货翠玉罂。兽足面以立,瓜腹肩而平。虚能一勺容,色与蓝水并。我独何为者,忽见目已惊。家无半钟畜,不吝百金轻。都人莫识宝,白日双眼盲。”(见《咏汴诗选》)。他买得相当珍贵的翡翠酒器,喜不自胜,直笑别人不识宝。关于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游相国寺,质衣购买碑文的故事,更被后人传为佳话。赵明诚也曾在这里买到过稀有的碑帖,在他去世后留下的《金石录》中,李清照补作后序记叙了这段往事。《后序》中云:“每朔望谒告出,质衣取半千钱入相国寺,市碑文果实归,相对展玩咀嚼,自谓葛天氏之民也。”
    北宋末年严重的闲官、冗官现象助长了收藏风尚的形成
    闲官在宋初就产生了,而冗官在北宋中期才形成。闲官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,冗官则是官僚体制恶性发展的赘瘤。北宋中期以后,闲官既是冗官的组成部分,又是缓解冗官矛盾的重要措施。
    赵宋王朝是通过“宫廷政变”的方式建立起来的,地主阶级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涤荡,因此,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立国之初就比较尖锐。为使赵宋王朝长治久安,彻底根除“方镇太重,君弱臣强”的分裂隐患,宋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、缓和内部矛盾的措施,设置闲官就是措施之一。
    公元961年,宋太祖就开始削夺石守信、高怀德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禁军将领的军职,同时许诺他们任意“择便好田宅市之,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,多置歌儿舞女,日饮酒相欢,以终其天年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),逐步使这些昔日的权威成为不务实事的闲官。另一方面,宋初为杜绝藩镇割据的重演,规定被征服地区的知州、通判都由中央派文官充任,这样,在存在不少闲官的同时,合格的地方行政官员又显不足,朝廷遂大规模地扩大科举,以满足政权建设的需要。宋太宗在位22年,科举取士4500多名;宋仁宗一朝十三举,先后取士1.45万余人。宋王朝如此大规模地选拔官吏,本是希望“但十得一二,亦可致治”(《石林燕语》卷五),而结果却加速了闲官队伍的膨胀。
    北宋中后期,冗官现象进一步加剧,本应裁汰冗官,限制仕进人数,但宋王朝却采取扩大闲官队伍的办法,以图缓和“官多阙少”的矛盾。其措施一是广设宫观,即祠禄之官,作为一种生活抚恤的措施而被大量授予;二是设置添差官,即正任之外加派的官员,绝大部分添差官完全不许参与政务;三是增设有名无实的闲散官职,因官员膨胀,许多职事官也不管具体事务了;四是增加待次、待阙的人数,从仁宗朝开始,“朝臣待阙京师者甚众”。当时,“权奸柄国,侥幸并进,官员益滥”,尤其是蔡京“除用士大夫,视官爵如粪土,盖欲以天爵市私恩”,于是,大观三年(1109年)官员较之元祐已多10倍;宣和元年(1119年),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,超过以往任何时期。
    由于吏治腐败和人才政策的失误,使许多朝臣无心于朝政,“闲官”有更多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用于玩赏风物,于是在古玩收藏上穷其心力、在把玩古物上耗费时间以寻求精神寄托,由此成为一种风尚,以致逐渐影响到更大范围的群体,扩散到黎民百姓。
    总之收藏的兴起直至形成热潮,与国家的富足、人民的安居乐业有着必然联系,所谓“盛世收藏”。北宋时期168年间相对而言战事较少,工商业发达,人口剧增,加之皇帝的收藏雅兴为朝廷和臣民仿效,尤其是北宋几个帝王的文人治国方略,使帝王将相收藏逐渐演变为饱学之士和文人雅士的文人收藏,以后逐渐扩展到民间,收藏文化由此发扬光大。文化的发展为收藏活动提供了条件,收藏活动又促进了文化的积累,于是到北宋晚期,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收藏高潮。

作者:田宏杰